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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的作用及其問題

  2020年春節前夕,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社會及媒體的持續發酵而進入公眾視野。疫情發生后,各級政府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并實行強制性管制措施,戰“疫”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同時,大多數人們也第一次看到了社會組織在公共危機中的作用與能力。平日里,他們各司其職,默默充當社會運行的潤滑劑;危難時,盡管面對種種困難與問題,各類社會組織大多盡其所能,深入基層一線,凝聚成一股堅實的抗“疫”力量。如何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危機中的作用,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是提升我國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議題。

  參與疫情防控,社會組織作用初顯

  如果我們將社會看成統一有機體,那么社會組織則是社會有機體必不可少的器官,它能夠在專業領域發揮獨到的功能。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社會組織正是發揮了社會有機體之器官般的功能。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與社會救援、民生保障、基層治理等專業領域相關的社會組織被充分調動起來,一定程度上內化為政府救助力量的組成部分,這在疫情當前的特殊時期是有積極意義的。與此同時,眾多社會組織也通過各自的渠道聯系口罩、防護服、消毒水、ECMO機等緊缺物資,助力政府完成應急狀態下的資源再分配。通過政社協同、政府緊急征用、自發組織等形式,社會組織直接融入防疫戰斗中,作為一線力量發揮了作用。

  除此之外,社會組織的作用更多體現在提供社會服務和完善社會治理方面,而這也應是社會組織的真正價值所在。疫情期間,各類社會組織通過自身努力,為民眾提供了出行便利、民生服務、心理咨詢、法律援助、在線教育等各類社會服務,從而細化到了市民生活的諸多方面。與此同時,各類志愿者組織得到充分運行,進而迅速參與至社會治理的各條戰線。為此,我們可以看到各類志愿者的身影分布在道路卡口、運輸一線、村居委會等地,助力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社會組織憑借其專業的工作能力和靈活的工作特點,將正能量擴散到政府短時間內無暇顧及的一些領域,發揮了支持性和補充性的作用。宏觀而言,社會組織能力的提升,代表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向縱深發展的趨勢。此次疫情,是對整個社會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層社區治理水平的重要考驗。

  提升能力水平,社會組織道阻且長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斗中,社會組織在做出顯著貢獻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伴隨著防疫進程的持續深入而逐漸浮現,進而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疫情防控效果的負面因素。當然,其中有社會組織的自身因素,也有政社協同上的延宕,更多則是反映了社會基層治理能力的缺失。疫情就像一張考卷,展現出了社會組織作為有機整體的現有水平,但同時也為社會組織的后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所有問題中,首當其沖的便是社會組織自身的水平問題。由于缺少處理公共危機事件的經驗與能力,諸多社會組織在面對疫情時難免顯得手忙腳亂,表現為對策上不確定、態度上有波動、執行時有困難,加之由于疫情所導致的資金鏈緊張,極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即使是發展成熟、體系完備的社會組織,也面臨著提供服務的尺度把握及質量問題。社會組織需要提供什么,能夠提供什么,服務水平需要達到怎樣的標準……如此種種,都是社會組織在面對公共危機時需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其次,社會組織還面臨著政社協同的配合問題,這個問題是雙向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都要牢記“一個巴掌拍不響”的道理,只有通過充分的溝通協作和體制機制保障,才能最大程度激發社會組織活性,為社會組織賦能。就政府而言,要正確看待自身的主導地位,學會在必要的方面向社會組織“授權”,貫徹簡政放權的施政目標,降低社會組織的溝通成本。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充分激發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更好地發揮社會的基礎主體作用;就社會組織而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專業眼光洞鑒社會管理過程中存在的疑難問題,主動尋找對策并積極與政府主管部門溝通,實現雙向良性互動。政社雙方都應抱持著合作的態度,在雙向互動和磨合的過程中探索出一條政社合作的路,實現社會管理運行效率的最大化。透過此次疫情,至少可以看出政府與社會組織在民生服務、社會救助、法律服務及社區治理等領域還存在著很大的合作空間,而這些領域恰恰是一個社會治理水平的體現。

  最后,社會組織還面臨著分布不平衡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東西分布不平衡、城鄉分布不平衡、階層劃分不平衡。如果把社會組織的國內分布做成一張圖,那么最密集的一定是東部沿海地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和水平與城市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只有城市系統完善,社會組織才能被賦予更多的活動空間。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能夠相對有效地做好防疫工作,除了政府的高效運行之外,社會組織的積極投入和成熟參與也是重要原因。反觀中西部地區,由于社會組織發展的相對滯后,導致它們在疫情防控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是城鄉不平衡。社會組織的發展大多扎根于城市,而忽略了廣大的農村地區。疫情之下,廣大農村地區得不到社會組織的有效幫扶,社區力量也難以快速下沉到村莊、農戶中間。社會組織應該更多關注農村地區的迫切需求,尤其是農民工群體、低保戶等特殊社會群體;最后是階層劃分的不平衡,社會組織應該學會下沉,深入到基層社區并參與提供、組織社區服務,與村委、居委一起完善社區治理體系。簡言之,社會組織應更加融入基層,形成獨特的發展路徑,凸顯其難以替代的價值。

  發展社會組織,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疫情面前,中國人民顯現出了團結勇敢、迎難而上的民族性格,向世界再次展示了中國速度和中國奇跡。但在謳歌成果的同時,我們更需看到社會在管理運行過程中的問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縱深發展的任務仍然艱巨。社會組織處在一個深刻復雜的時代,但也是最有發展機遇的時代。社會組織應當積極作為,主動融入,在基層廣闊的天地中探索發展,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政府與社會組織應加強雙向互動,一個敢讓,一個敢干,探索出一條制度化、模式化的政社協同道路。通過疫情,讓社會思考如何多一點關懷,多一點溫度,在最基層讓人文精神閃光,這也許是危機過后最值得探索的東西。

 。ㄓ嶙娉上得窀锸形碚撐氖肺瘑T、上海外國語大學支部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公共管理系執行主任;黃佳陳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生)

作者:俞祖成 黃佳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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